1937年9月9日，夜幕降临的上海仍在硝烟中摇晃。一群避难儿童簇拥在静安难民收容所的残破舞台旁，双手握着自制道具，合唱抗战歌。马灯的昏黄光影里，他们幼嫩的嗓音穿透炮火，“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起来！”那一刻，谁也没想到港盛国际，眼前这些小小的身影，日后会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。
他们正是刚刚组建的“孩子剧团”首批团员。剧团的雏形来自临青学校的歌咏队——那所学校也出身不凡。1933年秋，几位从四川辗转来到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严镜余、邓劼刚等人，用微薄积蓄在临青坊开办了临青学校，收留失学的工人子弟。学费全免，连教师都分文不取，靠募捐和节衣缩食维持。一间民房，几张破桌，却是许多孩子第一次看见书本、听到“革命”两个字的地方。
老师们晓得，光教算术写字不够。日本铁蹄逼近，民族危亡在即，他们把课堂一半时间拿来讲鲁迅、讲《炮火中的中国》，再教孩子吹号、唱救亡歌。天真的童声成了街头最铿锵的号角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，学校被迫搬进租界。为了继续宣传，孩子们干脆把歌咏队升级为剧团：自编剧本，自做布景，台词朗朗，“打倒侵略者！”一句吼出，让看客热泪横流。
9月中旬，他们在恩派亚大戏院完成首演。演毕，一位白发老妇拄着拐杖，抹泪连声说：“娃娃都晓得保国，中国不会亡！”稚子之音抵得上千军万马。可好景不长，日机轰炸失控，上海终至沦陷。国民党撤退，公共租界岌岌可危。剧团决定突围——没有一名成人护送，十几张稚面背起行囊就上路。南通、扬州、镇江、汉口，他们凭着一腔血性，踏着铁路枕木一路向西。
1938年1月24日港盛国际，武汉。孩子们总算安全抵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。当天，《新华日报》连发三天整版通讯，向全国介绍这支奇迹般的队伍。1月30日，办事处礼堂张灯结彩。周恩来、、叶剑英、与孩子们围成一圈。周恩来把茶杯一放，笑着说：“我送你们三句话——救国、革命、创造。”接着他调头对几位长征小战士打趣，“你们是大人抱着过雪山，而他们是自己闯出血路。”一句话，掌声连成潮。
此后两年，这些“抗战娃娃”随党组织辗转湘桂黔，舞台就是战壕旁的空地，观众是沉默的百姓和风声鹤唳的天空。他们喊醒过无数乡亲，也挽救过不少濒临绝望的游击战士。1942年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党组织将孩子们分批转入延安、桂林、重庆或前线部队。剧团作为整体解散，团员们各奔天涯。那年，13岁的张莺随队抵达重庆，进入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表演，随后加入西南联大文工团。再往后，她成为重庆市川剧院的台柱，舞台上塑过无数女性形象，唯独没想过，命运会让她与十八年前那位鼓励过自己的长者在聚光灯下重逢。
1957年2月10日晚，重庆抗建堂座无虚席。曹禺的《日出》刚落幕，掌声如潮。后台的演员们忐忑地等着那位尊贵的观众—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。这天，周总理结束对十一国的访问，从锡兰回国途经重庆，顺道看望演出团体。穿过狭窄的甬道，他忽然定住脚步，目光落在一位身着陈奶妈戏服的中年女演员身上。“你是……张莺？”总理微微扬眉。张莺一愣，随即泪水夺眶而出，扑通跪下，“周叔叔！”舞台妆容混着泪痕，众人无不动容。
短促的对视，却把时间扭回旧岁月。周恩来扶起她，握住双肩：“我和你邓妈妈找了你几年，原来躲在山城！”一句家常却沉甸甸，既是牵挂，也是肯定。随后他让工作人员递上自己的随身笔记本，撕下一页，递给她，“写两句话，我带回去给邓妈妈看看，她一直惦记着你们。”张莺双手颤抖，写下：“孩子剧团的孩子，已回到党和人民怀抱。”笔迹歪斜，却比任何奖状都金贵。
当晚，周恩来与演员们细谈演技。对饰演陈白露的雷南，他给出“七十五分”，理由是“情绪好，但还欠敢放”。贺龙在旁插科打诨：“要不是共产党员，没准更大胆。”话音刚落，总理摆手：“恰恰相反，党员就该演得更真。”一屋子笑声港盛国际，连警卫都忍不住跟着乐。那夜，山城的雾气从窗缝钻进来，却压不住人心头的热。
第二天，重庆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总理看戏的消息。几位老记者回忆，稿纸上“孩子剧团”四个字出现得频繁，仿佛大家都在追问：当年的小演员后来怎么样？其实，大多数团员已散布各地：有人做了医生，有人成了工厂政工干部，还有人牺牲在西南剿匪战场。张莺只是其中幸存并继续扎根舞台的一位。她自己说：“我们这一辈子，就欠那场烽火一声‘不许投降’。”
时间拨到1985年10月14日。81岁的邓颖超重返重庆曾家岩13号，青瓦白墙依旧，却多了“周公馆陈列室”的匾额。门口，身为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莺已等候良久。两位白发的老友相视，先是怔住，然后紧紧相拥。邓大姐笑着说：“终于又把你找到了，周大哥说得没错，你果然留在戏里。”简短的话，却替几十年的牵挂画上句号。
当天中午的家常饭桌上，曾经的孩子回忆起战火中的奔跑，“那时候，我们唱歌给人家听，自己嗓子都哑了，还想着多拉一个孩子逃出来。”邓颖超听得眼眶发红，又转身吩咐随行人员：“红岩的事，得让更多后来人晓得。”她取过毛笔，写下八字：“红岩精神，永放光芒。”笔锋苍劲，落款“邓颖超”。
如今再数日子，从1937到1957，再到1985，跨度接近半个世纪。临青坊的瓦檐早已不在，孩子剧团的旧谱被翻得起了毛边，但当年那段“救国—革命—创造”的嘹亮口号，并未随风散去。它落在张莺这样的人身上，也落在更多无名青少年的心里，化为一种韧劲——苦难压不弯脊梁，舞台可以是教室，也可以是战场。
1957年那个夜晚的合影，如今被小心收藏。照片里，周恩来微带笑意，张莺紧握总理手臂，神色既恭敬又亲昵。外人或许只看到“名演员与国家领导人”的画面，当事人却知道，那是一个逃难儿童与领路人的再会。细想，这正是新中国早期许多生命轨迹的缩影：风雨里结下的信任，几十年后仍闪着光。
有意思的是，后来重庆川剧院排《朝阳沟》，张莺坐镇导演。彩排时，她常念叨：“演戏是最好的战斗。”年轻人不明所以，她便指着舞台底下说：“当年我们的阵地比这危急多了。”话音朴素，却让台下的学徒心惊——原来聚光灯之下，藏着枪炮声没能埋掉的记忆。
张莺去世的那年，很多人翻出了她和周恩来、邓颖超的合影，对照名单才惊觉：原来她就是当年的“孩子剧团”主音之一。时人感慨，历史常与个人命运紧密相扣，一念之勇，竟能点燃一生的火把。张莺与所有少年团员的故事告诉人们：在国家遭逢巨难的时刻，哪怕是懵懂孩童，只要心中有光，也能踏出激越的鼓点。
而那张在抗建堂后台撕下的便签，如今安静躺在纪念馆玻璃柜里，纸张泛黄，墨迹却依旧清晰。上面寥寥几句：“报告邓妈妈：孩子平安，仍在舞台，为人民而唱。”落款：张莺。一旁是周恩来的批注：“已阅，甚慰。”
历史没有终点，只有接力。灯光暗下，幕布落下，脚步声却不会停。愿“救国—革命—创造”的寄语，继续在人们耳畔回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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